为留学生教育尽一份力

　　那时，我理解了“接收10万留学生计划”的真正含义。日本与亚洲其他国家和解才是首要工作。这项计划中也写着，期待归国后的留学生能成为自己祖国和日本之间的桥梁。

　　今天，我也在思考，在中国留学交流的未来动向中，日本政府及大学等教育机构该如何参与其中。为了在留学竞争中不输给欧美和澳大利亚，日本大学等教育机构及日本社会的改革也需要考虑。

　　——白圡悟

　　有一位日本学者，他曾是上海交通大学的第一批短期留学生。他的名字叫白圡悟，现为日本九州大学综合研究博物馆专门研究员，并且一直致力于中国留学生教育、管理和政策研究方面的工作。近日，白圡悟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我是上海交通大学第一批短期留学生”

　　记者：多年来，您一直直接参与中国赴日留学生教育、管理和政策研究方面的工作，您为何会对中国感兴趣？

　　白圡悟：1972年2月，美国时任总统尼克松访华，发表《上海公报》，表明和中国走上了恢复邦交之路。我那时看到电视和报纸的报道，第一次强烈感觉到中国作为邻国之存在这一事实。这件事对我影响很大。“二战”后出生的日本人，在学校学习《论语》《十八史略》等中国古典知识，对中国的了解只有从古典中接触到的形象。因为种种原因，几乎没有了解现代中国的渠道。

　　我在1972年4月考入日本西南学院大学文学院外语系。我学的是英语专业，但一年级时，我毫不犹豫地选了汉语作为第二外语。汉语班一个班约60人，两个班一共120人左右。当时，虽然在大学里法语和德语最受欢迎，但可以看出学汉语的热潮即将到来。而且，两国于当年9月29日发表“中日共同声明”，中国和日本实现了邦交正常化。

　　记者：那么，您后来为何对中国留学生研究感兴趣？

　　白圡悟：这个说来话长。

　　我于1976年4月考入九州大学教育学研究科的研

究生院，硕士和博士课程专攻文化人类学，并且把亚洲人口问题的社会学性研究和民俗学性的教育研究当作中心课题。

　　1978年，中国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恢复大学高考制度，且从1982年开始重新接收外国留学生。1982年，我在九州大学研究生院毕业，成了母校教育学院的助手。就在这一年，我听说上海交通大学有暑假短期汉语进修，马上报了名。旅费和一个月的学费、住宿费、伙食费共25万日元左右。我是上海交通大学第一批短期留学生。在中日友好的氛围中，我们留学生受到了热烈欢迎。

　　在九州大学教育部助手任期结束那年，我写了《关于中国少数民族教育政策》的论文。算是着手对中国进行研究，可不久研究就中断了。

　　我在对留学生教育一无所知之时，去拜访了在教养系负责留学生教育的上尾龙介。他给我很多宝贵的意见，还和我谈到由于神经性的病因脸部麻痹，用餐时经常流泪，而且因处理留学生问题占用很多时间，致使自己的中国文学研究毫无进展。他劝我要记录下自己经历的留学问题，并进行研究。此前，日本人很少研究留学生问题，甚至没有人研究。

　　上尾龙介从1979年10月开始在中国东北师范大学“中国赴日本留学生预备学校”教日语，1985年10月成为九州大学创设的“留学生教育中心”首任负责人。而我自己在当留学生会馆干事时，也陷入了与上尾龙介同样的状态。有一天，父亲突然问我在做什么研究。我那时的主要工作是协调亚洲留学生及其家属的进修和生活问题，处理交通事故护照丢失问题等，对孤独和抑郁的学生进行指导，运营日语课程，接待其他大学参观人员，组织校内会议等。我对父亲说，没有进行研究的时间。可父亲却说：“你做的那些也是出色的工作。”

　　那时，我理解了日本“接收10万留学生计划”的真正含义。包括上尾龙介在内的父辈学者考虑的是，日本与亚洲其他国家和解才是首要工作。在“接收10万留学生计划”中也写着，期待归国后的留学生能成为自己祖国和日本之间的桥梁。

　　因此，我越发理解，比起自己的研究，更重要的工作在于留学生教育，并想从事这个工作，最后下定决心为留学生教育尽一份力。

　　“中国赴日本的留学生会继续增多，但待解决的问题也不会少”

　　记者：您之后是如何进行中国留学生教育研究的？

　　白圡悟：当时，留学生问题研究在日本还是一个未开拓的领域。那时，留学生在全日本的大学里有一万人左右，被当作研究对象论及的极少。我逐渐把自己的工作内容当作分析的对象，开始在学术期刊或报纸上发表论文或随笔。

　　我坚信，留学生交流是让日本和亚洲其他国家和解的重要方法。在不断进行留学生问题研究的同时，我因为种种原因访问中国数十次，研究课题包括少数民族学习调查、教育国际化调查、大学和企业的友好合作关系调查，还有职业教育和学位资格结构调查等。

　　进入21世纪后，我开始研究中国留学政策，《现代中国的留学政策——国家发展战略模式的分析》一书已经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