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虑、认同与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

    作者简介：陈兴德，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教育理论研究所所长，副教授。

　　关键词：高等教育;现代性;文化焦虑;国际化;话语权

　　内容提要：“焦虑”是现代性的普遍性症候，对于中国具有特殊意义。近代以来，中国高等教育曾因空前的民族危机、文化危机而引发严重的文化“焦虑”现象。然而，“焦虑”既成为了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动力，又在某种程度上制约着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进程。百余年来，中国已经基本实现了由高等教育现代化“追赶者”向“并肩者”的跨越，正在努力向着高等教育现代化“领先者”目标迈进。当代中国高等教育怎样走出“焦虑”、重塑“认同”，其实质是在一个不均衡的世界高等教育体系中如何辨识“自我”、塑造“自我”，努力探索高等教育现代化的“中国模式”。为此，需要进一步提升文化自觉，树立文化自信，有效应对高等教育现代化过程中“依附”与“自主”的冲突。

　　标题注释：本文系福建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中美公立大学公共性问题研究”(FJ201611B1)，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发展理论视野下的中国高等教育现代性研究”(ZK1005)的部分成果。

　　改革开放40年来，随着中国经济、文化实力的崛起，学界对于中国高等教育在世界高等教育体系中所处位置与“话语权”的问题愈发关注。尤其是有关“双一流”的讨论中，对于跻身高等教育强国的热望与中国在世界高等教育知识生产格局中的现实处境使得上述问题进一步被放大。但从某种角度讲，中国高等教育话语权问题由来已久并呈现出强烈的“焦虑”情结，后者既成为推进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动力，也在某种程度上制约着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进程。如何走出这一“情结”，化解“焦虑”，既考验着中国人的智慧，也呼唤着实践上的突破。

　　一、近代以来中国的“现代性焦虑”与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本质

　　1910年，弗洛伊德首次在《精神分析引论》一书中从心理学层面讨论了“焦虑”问题，并将其形容为人在遭遇挑战、危险时出现的一种难以自制的情绪反应，典型特征是内心不安或恐惧感。

。[1]此后，社会学、文化学研究也开始关注“焦虑”现象，只是与心理学多从个体层面关注“焦虑”的负面心理特征不同，社会学更强调“焦虑”作为宏观社会心态背后所折射出的时代特点；文化学则进一步将“焦虑”与文化变迁、社会变迁相联系，关注个体与群体在社会、文化变迁下的心理冲击与身份(“认同”)危机。不过，社会学、文化学关于“焦虑”发生原因的阐释仍是以心理学研究为基础并加以引申，又赋予其象征意义，这当中埃里克森关于“基本信任”的表述尤其值得关注。吉登斯认为，“基本信任”反映了人的生命本能，是对人类“本体性安全”需要的满足。人正是通过“自我”与周围环境的关系来确证自己的“存在(being)”，同时也借此建构“自我(self)”。[2][3]由“基本信任”实现的“本体性安全”构建起人类心理安全的“保护壳”，[4]它可以有效防范、克服“生存性”或“存在性”焦虑的滋生、蔓延。当既定的生活模式、惯常秩序从根本上崩解，这种由基本信任所形成的“保护壳”不再有效地应对不可捉摸的现实，焦虑就会迅速蔓延、不断加深。[5]当前，“焦虑”早已成为人类面临的普遍性问题，成为现代文明一个突出的矛盾性现象。那么，这样一种跨国界的“焦虑”现象是如何发生的？人类原有的“基本信任”“本体性安全”为什么会丧失？何种力量大到可以使整个人类陷入这样一种困境之中？一个可能的答案是，由于整个世界由“传统”进入到“现代”，在这样一个自“地理大发现”以来绵延数百年的历史进程中，“变动”成为了现代社会的标签。正如《共产党宣言》所指出，“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成为现代社会的本质性特征。[6]在狄更斯笔下，“现代”同时具有“最好”与“最坏”、“智慧”与“愚蠢”、“信仰”与“怀疑”、“光明”与“黑暗”、“希望”与“绝望”等多重性格。[7]以至于每个人都要不断地设法调整自己、改变自己、重塑自己以适应现代文明的步伐。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焦虑”或更具体地说“现代性焦虑”成为现代化与生俱来的毒素，是现代文明的普遍性症候。就像托克维尔所说，“没有什么是固定不变的，每个人都苦心焦虑”。[8]

本文由： 前卫杂志社编辑部整理发布，如需转载，请注明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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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卫杂志社编辑部

2019/8/19 14:06: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