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中国模式：逻辑要义、基本特质与文化效应

    作者简介：朴雪涛(1966- )，男，辽宁本溪人，沈阳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院长，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高等教育理论研究。

    关键词：大学中国模式;大学理念;大学治理

　　内容提要：“大学中国模式”是我国大学独特发展理念、独特制度安排和独特发展经验的综合体。它已得到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的证明。其基本特质是：大学理念超越了“政治论”与“认识论”两种高等教育哲学的分野；外部治理形成了“强中央与强地方”“强政府与强大学”并存的分权模式；动力结构形成了“四力合一”的系统；内部治理体现了集中领导与分布式管理的结合；发展策略上坚持实践理性和渐进式改革。大学中国模式具有重要的文化效应，有助于建立高等教育文化自觉和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

　　标题注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一般课题(BIA130078)。

　　自英国伦敦外交政策中心2004年5月发表《北京共识：提供新模式》一文后，关于中国模式的研究逐渐成为国际社会科学的“显学”。这种背景下，国内外学术界也开始了大学中国模式的讨论。西方学者斯蒂芬·哈珀认为，“中国模式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与改革历程中积累而成的一个特殊综合体”[1]。本文所讨论的“大学中国模式”，也特指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大学在改革发展中所呈现出的独特发展理念、独特动力机制、独特制度安排和独特发展经验的综合体。

　　一、大学中国模式的逻辑要义

　　1.大学中国模式的历史逻辑

　　大学中国模式虽然是改革开放的产物，但是它的形成得益于我国深厚的历史积淀。西方学者认为，中国在1949年以后(特别是1978年以来)的进步显示，中国当代发展的动力根源主要植根于自己的历史，而非转向西方世界。[2]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国学术界的“大学叙事”存在这样一种倾向，就是以西方现代大学或追溯西方大学源流为根基来建构大学的认知与想象。不可否认，我国现代高等教育是借鉴西方大学的产物，属于“后发外生型”的制度安排。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在引入西方大学制度的过程中，中国本土的学术文化传统虽然受到强烈冲击，但并没有被域外文明取代，而是通过与西方学术文化的对话和交融重新建立起自己的合法性，成功转型为现代文明的一部分。

。清末民初，许多有识之士都倾向于要将本土学术观念与域外制度安排相融合。梁启超曾经提出道德主体与知识主体不可二分的观点，用来修正西方科学主义的大学理念。章太炎讲道：“本国没有学说，自己没有心得，那种国，那种人，教育方法只得跟别人学。本国一向有学说，自己本来有心得，教育的路线自然不同。”[3]新文化运动兴起后，中国学术文化的主体性问题仍然是新制度建设者的重要关切，并以此贡献出了中国自己的现代大学叙事体系。蔡元培提出：“学者言其进化最高级为各具我性，次则各具个性。能保我性则所得于外国之思想言论学术，吸收而消化之，尽为‘我’之一部，而不为其所同化。”[4]

　　特别要提及的是，1949年以前中国共产党在延安等革命根据地建立了一套属于自己的高等教育制度，这种制度“基本没有受到西方大学价值观的影响，保持了革命传统和中国传统认识论的某些特征”[5]。新中国成立后最初选择了“苏联模式”作为大学现代性的替代性方案，但是高等教育的“延安道路”依然得到延续，在理论和实践中都存在着“大学的革命模式”。[6]大学的革命模式虽然在正规化、专业化方面存在不足，但其释放出的文化意义是巨大的，这可以说是中国高等教育建立文化自觉的一次大胆尝试。

　　综上所述，在近代中国引进域外大学文明的过程中，中国的学术传统并未退场，而是发挥了文化黏合剂作用，从而能够有效地将域外制度嵌入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中。“延安道路”所表达出的大学叙事在客观上起到了消解西方现代性文化霸权的作用，从而使中国大学的现代转向始终保持自身的特色。正如西方学者所言：“中国模式具有自身的特点，那就是今天的改革还在延续过去社会主义革命的传统，坚持社会主义理想和走独立自主发展道路。虽然这一传统有所弱化，但是其仍是形塑中国模式的主要力量。”[7]

本文由： 前卫杂志社编辑部整理发布，如需转载，请注明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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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卫杂志社编辑部

2019/8/19 15:46: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