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哲学学科起源考辨

　　作者简介：董标(1961- )，男，江苏人，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教育学博士，主要从事教育理论和教育史研究，E-mail:dbzjue168@hotmail.com。广州 510631

　　内容提要：百年前，教育哲学导入我国。这一创举的思想价值和学术贡献，历久弥高，经世而新。但它长期误导了教育哲学学科起源的探究方向，致使美国教育哲学高居与之不配的地位。探源美国教育哲学，特别是罗森克兰兹的《教育学体系》的转运及其意义；回溯欧洲大陆和英伦教育哲学的近代历程，尤其是德国教育哲学悠久的二元化的传统；比照不同教育哲学的生发背景、致知路径、陈述方式和价值期待，展示多维教育哲学；解析学科取向与问题取向在教育哲学中的地位和价值，隐喻教育哲学的生命力取决于其气质和气度、任务与目标。主张淡化学科话语模式，聚焦教育教化的根本问题，从低位关注走向高位观照。

　　关 键 词：教育哲学 罗森克兰兹 教化 《学程大全》 高位观照

　　中图分类号：G40-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298(2018)03-0003-18

　　在教育学形态中，教育哲学是最特殊的。激起情感，启发认知，化育智慧，引领行动。四位一体，无所不至。它的思想魅力和难题挑战，间或触兴动心，不时魂牵梦萦。风云际会，缘情体物。考辨学科起源，推求高位观照。

　　一、汉语“教育哲学”百年表述引出问题

　　1917年，朱元善发表在《教育杂志》9卷4期上的《台威氏之教育哲学》一文，是笔者在十多年前发现的汉语“教育哲学”一词的首见，现在怀疑它不是最早的“教育哲学”汉语词组。此后三年间，胡适的《实验主义》和《杜威的教育哲学》两文，推进了中国学界对杜威和教育哲学的认知，其中也有余中、高一涵、陶行知等人的贡献。1920年，正二、何葆仁的文章《希腊教育哲学之研究》(《复旦》第9期)，虽然不像前几位作者的文章那样广受关注，但回头看，汉语词组“希腊教育哲学”，拓展了教育哲学的空间，开发了教育哲学的时间。它蕴含两个事实判断：教育哲学是普遍存在的，教育哲学的一般价值是超越时空的。二者不是在20世纪第二个十年才形成的。从1903年7月到1906年7月，王国维的系列文章，如《哲学辩惑》《论教育之宗旨》《尼采氏之教育观》《汗德之知识论》《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论平凡之教育主义》《述近世教育思想与哲学之关系》等，表明在20世纪初年，二者已为时贤透察。王国维是对“绝妙纯然灵智/卓绝极微纯灵智”最服膺者①，是最不遗余力推介此类教育哲学者。时运不济。对于王国维，刘勰的预判失效。所谓“隐篇所以照文苑，秀句所以侈翰林”(《文心雕龙·隐秀》)，非也。

　　范寿康在1921-1923年的论著(德语和汉语)②，特别是他的《教育哲学大纲》(1923，1933)，推出了罗森克兰兹(Johann Karl Friedrich Rosenkranz，通常简写为Karl Rosenkranz，1805-1879)：

　　他写了一本《系统的教育学》，美国人将它就译作《教育哲学》。这样看来，美国的教育哲学实在等于德国的教育学。[1]

　　孟宪承注意到，“自从杜威来华以后，教育哲学的论述，不时出没于教育的书报上。”他放眼欧美，纵横捭阖，主张把教育哲学“当作一门学问研究”，倒没有提及罗氏。对“为什么要研究教育哲学”的问题，孟宪承借用波特的说法，实在高明。“波论”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是常讲常新的，是可指导反思当前若干重要动向

的：

　　近年来教育上科学方法的发展，同时带着对于根本问题的比较的忽视。[2]102-105③

　　1927年，陈科美写道：

　　罗森克兰兹的《系统教育学》出世，“教育哲学之规模已具，哈立斯译之为《教育哲学》，大致尚云和称也”。[3]

　　陈科美说哈立斯(William Torrey Harris，1835-1909)“译”，怕是以讹传讹。他认同把“教育学体系”翻译为“教育哲学”，即，“教育学体系”就是规模初具的教育哲学。他暗示，罗森克兰兹就是教育哲学的开山祖师。这一暗示，不如范寿康所谓“美国的教育哲学”所指稳健，更与20世纪初年王国维等人的开拓性贡献不合。若以陈科美等标识教育哲学的学院建制派，以王国维等表征教育哲学的职场自治派，则，自治派与建制派的关系，令人纠结。纠结是一种强大的力量。繁荣的潜力，蕴藏其间。

　　20世纪30年代，汉语“教育哲学”的书写者和讲述人，队伍庞大。除在本文中述及的，还有更多人士，我们或所知有限，或一无所知。广域的论题，纷呈的章法，化时间为空间，拓边界于一时。30年代的教育哲学，博古通今，汇通中外。高标独立一也，泥沙俱下二也，荒弃已久三也。孟宪承、吴俊升刊发的论著表明，他们寂然凝虑，思接千载。前者拓展“黑格尔的教育哲学”，后者断言：

　　教育哲学这个名词，大概最初发生于美国。……这是“教育哲学”这个名词的起源。就Rosenkranz这部著作的原名和内容而言论，乃是“教育学的体系”。以教育哲学来指称教育学的体系，这是[教育哲学]最初的一种意义。[4]

　　“教育哲学最初的一种意义”，是一个高妙的表述。它或多或少地触动了“教育哲学具有多种涵义”(内涵)、“教育哲学具有多种形态”(外延)两大预设，蕴含“教育哲学历史悠久”的合理假定。但所谓“最初的”，则未必。建制派是多支的、包容的。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林砺儒的著作，在不否认美国人对教育哲学的贡献时，更倾向于德国教育哲学：

　　1848年德人罗森克兰兹发表Padagogikals System，这个名称也只表明他的教育学理是有系统的，成体系的。而后来美国人把这本书翻译成英文，就给它改名为Philosophy of Education(《教育哲学》)，教育哲学的名称就自此始。近五十年来，美国学者如Horne，Macvannel，Shreves诸位，都有Philosophy of Education发表，而其实至杜威的名著《民主主义与教育》出版，这才成就了划时代的作品。

　　林著行文，倚重杜氏之处颇多。在鸟瞰“现代教育学演进”时，实用主义，是唯一专论的德国之外的教育哲学，不过是放在最后的。前五大派别——赫尔巴特教育学，文化学派教育学，新康德派教育学，现象学派教育学——都是德国的。[5]英国、法国等别的国家，像是没有教育哲学似的。

　　王国维、孟宪承、林砺儒等，规划了一条起于德国的教育哲学寻根路线。这条路线正确。教育哲学，毕竟是在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962-1806)，或日耳曼民族神圣罗马帝国，率先进入大学讲堂的，尽管先贤们并不在意，何时何地，大学给教育哲学划拨一席地盘。还有，试问，哪一位德国哲学家不曾专门从事过(家庭、中学或大学)教学工作，不曾用文字或行动写出教育学的篇章？英美和东亚，则未必然。缺乏教学职业生涯而写出辉煌的教育篇章者，大有人在。不过，林砺儒所谓“教育哲学的名称就自此始”一说，与前述陈科美的“暗示”，一同表明，罗森克兰兹一本在美国的转换，产生了“教育哲学”概念。这是错的。恍惚间，廿年焉。

　　前述各位先进，价值立场不同，政治选择各异，建制职场有别。共同兴趣，把他们导向教育哲学且都试图有所发现，有所创造。唯哲学具有这等超凡魅力，唯启蒙肩负如此道义担当。若以对教育哲学的系统性知识贡献大小来估价历史上这精彩一幕(思想时刻或高光时段)，则学院建制派遥遥领先。若以深刻的教育哲学洞察力为尺度衡论之，那么，职场自治派的贡献要大得多。

　　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中国大陆的教育哲学状态不是光秃秃、白茫茫的，但职场自治派与学院建制派香消玉碎，念着心痛。80年代初，教育哲学起死回生。初始，复原单一教育哲学传统，既是必须的，又是必然的。所谓“必须的”，谓非此不可的；所谓“必然的”，指无以选择的。单一传统，既是原动力，又是阻滞源。渐次感到独木难支之后，转而在“三个面向”中，鼎新革故，成就斐然。在表述“教育哲学”缘起问题上，据考查，海峡两岸学界同仁④，都取得了长足的知识进展，但仍有提高空间。